我“岁少时节”,晓得把家乡语言看作小溪,也就是看作生命。因为生命离不开水,看作溪是“看要紧显要紧”。加个“小”字是因为还有长江大河在那里。这条水古老又总带着点凄凉味道。这条水走过“荒滩破坦”,“荒滩”日夜“叮铃”,口传心授历史。“破坦”早晚潮湿,浸烂泡苏地理。

  这种“晓得”,还因为我“岁少时节”未离家乡。

  我未离家乡,就晓得家乡语言是远近闻名的“听不懂”。因为听不懂叫人比作鸟语,也因为这一个“鸟”字透出原始的气息,叫人想象残存人间的绝唱。

  ——凡是温州人一看这些文字就明白,作者必定是同乡,这些用温州话表达的文字,如小溪欢快地流淌,如此流畅生动、亲切无比。是的。这是著名作家林斤澜为《温州话》一书所作的序里说的。林先生不仅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而且还是最早用温州话写小说的作家。因为他是温州人。

  采访对象:林斤澜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协前副主席《北京文学》前主编(以下简称林)

  专栏主持:金辉 记者(以下简称金)

  林斤澜先生家在北京市中心,靠近琉璃厂,那是个很有文化的地方,而他的住宅区闹中取静,环境幽美。他住在一楼,门外就是一片草地,不时可闻鸟声。他家客厅的特点,记得好多人写过的,博物架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酒瓶,老人爱酒且酒量亦大,这些是他喜好的记录。他与高晓声、陆文夫、汪曾祺素有“文坛酒中四仙”的美称。老人很和蔼,乐呵呵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如同一尊“笑佛”。一见面我用温州话向老人请安,老人也用温州话致意,而且十分的流利,仍是原汁原味。我们的采访也用温州话交流,这里不单单是乡情,也是一种采访氛围的需要,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关温州话的写作……

  林斤澜,1923年6月1日出生于温州百里坊八仙楼口一个读书人家,中学时代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1941年到重庆,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学习过电影戏剧创作专业。1950年进京从事文学创作,发表第一个剧本,其主要剧作为结集《布谷》于1957年出版。此后转为写小说、散文。第一部小说集《春雷》于1958年出版,其中的《春雷》和《台湾姑娘》崭露头角。还出版《飞筐》(特写集)、《山里红》(小说集)等。1962年北京三次召开“林斤澜作品讨论会”,老舍先生主持,冰心认为林斤澜“有心作杰”,对林斤澜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文革中辍笔。文革后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力作《竹》曾改编为电影。1981年发表的《头像》获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出版的小说集有《满城飞花》、《林斤澜小说选》、《矮凳桥风情》、《十年十癔》、《林斤澜文集》,文论集《小说说小》,散文集《舞伎》等。其小说不少取材于浙南城乡农村生活,以散文的笔法,着力表现一种特殊的氛围,结构精巧多变。晚年的作品冷峻、深沉、尖刻,被称为“怪味小说”。林斤澜曾任《北京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去年北京作协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温州话是母语

  金:我是读小说《竹》后才知道您的大名的,那是1979年。您的小说《竹》脱颖而出,轰动文坛,记得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吧,我的印象至深。不仅如此,《竹》是用温州话写的,我至今还记得文中一些温州话句子,如“石板卵卵”、“扁兴兴的”、“山旮旯”等等。您是用温州话写小说的第一人。您当时怎么会想到用温州话写小说的?难度在何处?

  林:我是温州人,温州话是我的母语,用母语写小说感到特别亲切呀!温州话具有生动、丰富、古老的特性,参与祖国文学语言应该是越多越好。早年我年轻时就想,温州话在文学语言中很少使用,我们搞文学创作就是要注重语言,是否可以试试,于是就这样试到现在。说我是用温州话写小说的第一人,那难说,不知道赵瑞蕻、马骅先生他们是否写过?温州的沈克成先生研究温州话,颇有成就,我曾为他们父子撰写的《温州话》写过前言呢。

  你问用温州话写小说是否有难度,当然有的。因为,许多生动的温州话是没有文字的,有的时候只能“当当”(替代的意思)。但正因如此,才显得生动有活力有意思。如温州话的“爽”字,不是有人说,他吃爽烟,意思是“玩耍”,不是烟鬼,另外,还有爽快、舒服的意思,不一样的,看你用在何处。这是很精彩的温州话。所以,难度有,要做有心人,不断地积累。 

  外公点头才算数

  金:2004年市区沧河小学举行90年校庆,您曾特地从北京回到家乡参加校庆活动,当时的媒体都有过报道,您是从沧河小学毕业的吧?听说小时候受外祖父影响大?

  林:是的。1914年我父亲林丙坤创办了沧河小学,他主张教育救国,我小学前三年就在此读书,母校90年校庆我当然要来,而且还有我父亲事业的因素。还有我的名字也有故事。我本来叫林庆澜,后来改名林斤澜。可老伴一辈子都叫我“阿杰”,是因为小时候外祖父喜欢我,给我改名鲁林杰,跟他姓。小时候我长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教私塾的,每星期给我讲一篇《古文观止》,要求我背。也讲传统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等,讲完了再要我重复一次。还规定我必须每天写篇日记,好在我从小喜欢作文,也不觉得苦。外公是很开明的人,他的三个女儿都放了足,都送去读书,我初中毕业要去闹革命,家里有意见,最后还是外公点了头才算数。

  开始做起文学梦

  金:温州给您许多美好的记忆,同时也夯实了您的文学功底。听说您初中毕业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属热血青年吧。您能说说当年在温州生活时的一些情景吗?

  林: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影响到温州,当时我从温州中学初中毕业,也参加了游行,还准备一起去拆大南门日本人开的一家“东洋堂”杂货铺,喊着口号走到半路,被警察截住了,没砸成。

  接着,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们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成立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墙头刷漫画和口号。在战时青年服务团读书室,我把自己订的进步刊物都捐了。还有“前哨剧团”,我在里面演戏,演过很多角色,大多是小生类的,年轻的,比如曹禺的《雷雨》,我演周萍。演戏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老伴谷叶。她那时叫谷玉叶,我们都是演员,十多岁就在一起演戏。

  我还到了平阳“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是粟裕。从干部学校出来,就去了温台山区,在温州和台州交界处,暗地里搞地下活动,当联络员。 1941年秋,18岁的我到了重庆进了中国社会教育学院,师从梁实秋、史东山、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我也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转向小说创作

  金:文学梦是美好的。虽然电影戏剧创作都属于文学创作,您开始时也是学电影戏剧创作的,为何会转向小说和散文,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林:1949年,我进京从事文学创作。先写了一个四幕剧《布谷》,还写了四个独幕剧,1957年结集出版,书名就是《布谷》,是我第一本剧本集。就是这一年,我的独生女出世了,起名叫“布谷”。其实这之前我已经发现,自己不适合写剧本,写剧本不是发表就可以的,还要有人演,再说剧本描写生生死死,悲欢离合,跟我的性情不合适。另外,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合适,要跟形势走,能应景,这个我做不好。所以后来我就转写小说了。随后调到北京文联创作组,成了专业作家。写小说,而且专写短篇。写短篇有个好处,可以避开路线问题。长篇就不行,长篇必须要写时代,要有中心思想,要写成史诗。

  金:您从当年的热血青年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据我所知,当年中国知识界受左路线的影响,不要说文革,就是反右运动中不少作家被打进十八层地狱,成了右派,而您却能平安地过来,您有什么绝招躲过多次的劫难?

  林:绝招没有,不过历次运动我确实是平安度过的。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情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籀字,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因此,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当然,也有惊险。一次是1957年,有一次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四个人在一起聊天,说现在的文艺界没有特点,他们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决定创办一个同仁刊物《探求者》,还在酝酿中,反右开始了。《探求者》撞个正着,一下子成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反党集团”,康生亲自负责抓。我和他们是朋友,北京文联秘书长田家乘机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没有材料,躲过去了。文革中我也挨过批斗,老舍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敬陪末座。批斗时我只做到一点:没有表情。我也坐过“喷气式飞机”,扭着胳膊,弯着腰,很痛。扭我的是个工人作家,我疼得太厉害了,扭头过去看看他。他对我一笑,意思是,哎呀,总要意思意思嘛。我也不怪这人,他思想极左,为人极好。

  金:上世纪八十年代,您的短篇小说集《矮凳桥风情》、《十年十癔》出版后,一时为人传诵,赞誉一片。特别像《矮凳桥风情》一看就知道取材于温州,我想请问您,其中的一些人物原型是否与温州有关?为什么用“矮凳桥”地名,您的寓意是什么?

  “矮凳桥”就是温州

  林:1987年结集出版的《矮凳桥风情》,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参观后萌发创作念头的,其中的一些人物有桥头人的影子,也有温州其它地方人的影子,他们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有我平时的素材积累。我在这些小说中也运用了一些温州话,采用白描手法勾勒了一系列人物。取名“矮凳桥”是因为温州农村不是随处可见用二三条石条横垮的矮矮的石桥吗,好像凳子。我想到了温州东门有个地方就叫“矮凳桥”,便定下来了,没有其它什么的,就是温州。

  金:温州作家程绍国的长篇散文体传记《林斤澜说》出版后,引起评论界持续好评,这是研究您作品的新成果,可见文坛对您越来越关注了。

  您人在北京工作,可是您创作的小说或者散文不少反映的是温州一带的风情。我们作为温州人读起来很亲切,也很好理解,请问外地人能像我们一样理解您作品中的一些描写吗?

  林:是有点不大理解,大概与语言有关。我也曾想解决这个问题,也许语言跳跃快了一些,不过《十年十癔》好些。我自己满意的如《白儿》、《春节》、《哆嗦》等。我比较主张强化一个词语,赋予它博大精深的内涵。而这类词语深受温州话的影响。譬如《舴艋舟》中的“皮市”、《笑杉》中的“讨厌”、《车钻》中的“何苦来”、《溪鳗》中的“白生生”等,人们一听便懂。

  金:温州是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近年来温州的文学创作颇为繁荣,不仅作品迭出,而且新人辈出,被评论界称为“温州现象”,听说您为扶植家乡的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出了不少力,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林:我扶植家乡文学创作是应该的。温州历来就有一批青年坚持文学创作,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这样代代相传。这是温州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如今温州市场经济发达,仍有一批人坚持文学创作,这是温州人传统的发扬光大,如王手、刘文起、程绍国等热爱文学,多年坚持,创作取得了成果。可见坚持很要紧。当然,温州文学青年要从老一辈人身上继承一些优良的传统。

  金:您的外甥女潘端嘉是我的老同事,她说您的家乡情结与别人不一样,每次回温州不知劳累,总是步行重走家乡的老巷弄。您今年85岁了,还想回温州重温当年吗?

  林:想啊,可是我女儿担心我年事高,不放心。我在北京还很想温州的遁糖麻糍,最好的是松台山脚吃到的,正宗,县前头的不对,不是用糖遁的。我很喜欢城西街与沧河巷交叉处的猪脏粉,地道的温州味。只是温州现在的灯盏糕太现代化了,没有当年的味道。不管怎么样,家乡的这些小吃味道真好。

  林斤澜说在北京还很想温州的遁糖麻糍,最好的是松台山脚吃到的,正宗。还有城西街的猪脏粉,味道好。陈莉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