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代诗词正确的发展道路,钱志熙认为只能是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陈莉莉摄

  采访对象:钱志熙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钱)

  专栏主持:金辉记者(以下简称金)

  钱志熙,1960年1月26日出生于乐清市白石镇。小学、初中在当地学校毕业,1976年乐清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8年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1985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温州师院。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数次赴国外讲学,2005年10月至2007年9月曾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任为外国人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文体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钱志熙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相关文化领域的研究,以诗歌史为主攻方向。特别是他在中古诗歌、北宋诗歌、乐府诗歌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生命问题、山水文化与文学等重要领域或重要课题上,作出了突破性的研究。已出版《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六部专著,曾发表《黄庭坚与禅宗》、《黄庭坚诗分期初论》、《谢灵运〈辨宗论〉与山水诗》、《魏晋诗歌中的飞翔形象》等论文70多篇。他曾获北京市第三、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度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2000年度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他还入选北京市理论建设百人工程,教育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文科的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在师范馆已有“中文”、“文学”等科目,1903年又设置“中国文学门”一类课程,但尚未形成独立的系科。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正式作为文科的一个教学建制。这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学科。

  近百年以来,北大中文系培养出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外国留学生与进修生等,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科研项目量和获奖成果的质与量,均居全国高校同类学科的前列。目前,北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为全国中文学科中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一个系。

  就在这个群贤毕至、高手林立,令人神往的学术圣殿里有位温州人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了这里的学术“少帅”。

  这位温州人就是钱志熙。

  与钱志熙相约在北大门口。没多长时间,他骑着自行车来了,从外表到内心渗透着旧文人气质,很儒雅。

  如同深巷小院的中文系办公室在北大校园东北部区,红漆门楼是北方建筑风格,有点凝重,推门进去是块绿地,种植着树木,周围的墙壁上爬满藤蔓,一片葱绿,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条小径通向古典文学教研室。这一带叫静苑,静苑两旁相对排列着几幢四合院,听说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冰心先生在燕大读书时就住在这里。尽管多少年过去了,北大校园的人文气息仍是那么的迷人。我很喜欢。

  沐浴着家乡诗歌的灵性

  金:来北京之前,温州学界几位前辈向我介绍你的学术成就,黄世中老师还称赞你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特殊贡献。不仅如此,我在网络上还曾聆听过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授的《三曹父子与建安诗风》录音。很想知道你近来在忙什么?

  钱:说起上“百家讲坛”,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大约2000年吧,那时央视的“百家讲坛”还没有现在名气大。他们找我们北大商量,要与我们合作搞个学术性的讲坛,目的在于提高节目的学术性。因此,当时的节目就把我们的课堂搬到电视上,北大及国内外一些名教授都上了,如杨振宁、吴敬琏、厉以宁等。其实,中央台4套的《中华文明之光》也是与北大文科合作的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节目,讲授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华文明史。《苏轼》的那一集是我讲的。当时我们讲授的内容属高雅文化,偏于学术性,与现在的“百家讲坛”定位有差异。

  你问我现在忙什么?我的研究涉及领域比较多,其中有一个方向是关于乐府诗的研究。乐府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体裁之一,它的创作经历了从汉到明清这样悠长的历史时期,是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乐府诗论丛》、杨生枝《乐府诗史》等专著,都是各有建树、各具特色。但这个课题仍有许多空白点需要研究,在研究方法、思路方面也有调整的必要。我的《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一书,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汉乐府定位汉代的流行于宫廷与市井的一种综合性的音乐娱乐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乐府诗的艺术特点。这两年,我主要的工作是撰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一书,大约有50万字,目前初稿已经完成。

  金:你说的萧涤非、王运熙等人都是当代大名家。可见你已经跻身中国古典文学名家的行列,这是很不容易的。乐清是“永嘉四灵”之一翁卷的故乡,你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沐浴着家乡诗歌传统的灵性。你走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道路,是否与这块土地有着联系?

  钱:我想有的吧。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同为南宋温州人,彼此志趣相投,诗格相似,又因为四人字号之中均带有“灵”字(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故此统称他们为“永嘉四灵”。他们对南宋温州诗坛的影响很大。其实,“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还在我的老家白石书塾教过书。中国的文人学者,有许多都是有地域文化背景的,多少要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还是意义深远的。

  实际上,我之所以会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偶然之中也包含着某种必然。当年我考入大学,后来又考上研究生、博士生,这种人生每一步的具体走法,是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我从小喜欢文学,入学后更培养了自觉地学习文学、研究文学兴趣,使我走上了这条道路又好像带有了一点必然性。我的家庭虽是个地道的农家,但我母亲能讲好多民间故事和好多儿歌等,还有民间流行的温州鼓词,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听。在小学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这可以说是我正式接触诗词的开始。因为祖父教过私塾、村校,所以家中有一些旧书,“文革”中烧了一些,到我上中学时,就只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及《千家诗》这几本,都给了我生命的滋养。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之后,才开始接受正规的专业教育。

  金:杭州大学中文系也是著名校系,名家教授云集,如“一代词宗”夏承焘、通俗文学名家徐朔方等老先生学富五车,名扬四海。你在这里读了本科,又读硕士研究生,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钱:说到大学时的学习,听老师讲课当然也是重要的,但真正起作用的、为后来的专业研究打下基础的,恐怕还是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本科一年级时读了一批现代作家的集子和少量的外国名著;二年级后,主要转入古典文学专集、选集的阅读,从《诗经》、《楚辞》到元明戏剧,基本上浏览了一番。此外就是写作,先是写小说、散文和新诗,上次回老家,发现旧书柜里还躺着好几本当时的涂鸦之作;后来随着兴趣转入古典文学,就开始较多地学写旧体诗词。那时在读古人的集子,偶有想法就做笔记,好的作品则要摘抄。后来读古人的诗话一类的书,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眼光,也颇有接近古人的地方,信心一下子就增添了许多。本科三年级时开始学写专业论文,但真正算得上专业研究的,还是从硕士阶段开始。硕士时候我的专攻是唐宋文学,师从吴熊和、蔡义江两位先生。平时的专业学习,除了搜集资料写论文外,主要的时间还是花在阅读文史哲经典上。通读了几个唐宋大家的集子,最后选择黄山谷做硕士论文。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是当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年龄最轻的作者之一。编辑部的人说:“那几年,如听到有人说《文学遗产》只发老资格学人的文章时,我们总拿你的例子来反驳。”

  大学者也热心地方文化

  金:我听黄世中老师说起,他与你在温州师院搭档教古典文学,你还记得吗?

  钱:1985年我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温州师院教了两年书,我与蒋文钦、黄世中、陈增杰老师都一起搭档上过课,上的是唐宋这一段。林维民老师那时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袁泽仁老师是系主任。我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对我也很关照。和马锡鉴、游仁逵这些老先生也有一点接触,但不是很多。那时实际上还是师专,校牌上师院还加个“筹”字,但师资实力还是很强的。上述诸位先生,都是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学者。能在家乡工作,还有一个好处是使我有机会接触温州的人文传统。我现在觉得,对于一名人文学者,尤其是做传统学问的学者来说,了解家乡的文史传统是重要的。事实上过去的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识是很明确的,不少人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和乡土文化的研究。温州过去的一些学者如孙诒让、黄群等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寻根的情结在里面。

  金:你说得太好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大学者也热心研究地方文化。屈大钧撰《广东新语》,孙衣言刊《永嘉丛书》,鲁迅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都是例子。再从如今西方甚为吃香的新史学派的观点看,传统上那种只瞄准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偏颇的,历史研究也尽可从小处着手。

  去年《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你的《试论“四灵”诗风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这篇论文不仅论述了“永嘉四灵”的诗风,同时也涉及家乡的区域文化。你好像也是在走这条路子。你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观点吗?

  钱:温州一带从上古到秦汉,以百越民族的土著文化为主体,在接受中原汉文化方面来说,它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从而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造成本土的士大夫文化,至少是没有成熟的士大夫文化,又远离中原主流文化。虽然在东晋时期就设立永嘉郡学,引入中原文化教育体制,但是从东晋到唐,根据史料可知,温州在文化上仍处于很边缘的地区,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以儒学与文学为主要攻习内容、以仕宦为职业的士大夫群体。区域文化只有形成士大夫群体,才能进入主流文化。

  而温州从士大夫文化的边缘进入中心,是在两宋时代完成的。可以说此时是历史上温州文化发展的高峰,如永嘉学派、永嘉四灵、南戏等是颇具全国影响的学术成果。因而两宋尤其是南宋,温州一带诗词写作风气之盛,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成果为可借鉴的研究模式

  金:地方文化的研究给了你学术研究的另一番乐趣,这里既有你的乡情,也是你扩大学术视野的追求。那么在你的学术生涯中,你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钱:最满意的,还不能说吧。我想在中古诗歌研究方面,《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专著是主要的成果。魏晋诗风是古今学者不断探讨的诗歌史课题,近现代以来,以刘师培、鲁迅、王瑶为代表的几代学者,着眼于这种古典诗风的精神气质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我的这部专著,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东汉中晚期至晋宋之际诗歌艺术的发生、发展,深入地探讨其时代性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将魏晋诗歌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对每一阶段有诗人群体构成、审美趣味的特点、诗歌思想及诗风的具体表现,都做过比较深入研究,并力求阐述上述各环节的关系。书中有关“诗歌艺术系统”、“诗性精神”等重要的概念已经被学界所认可。甚至有人认为是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该书出版以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